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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宾

1960年生于吉林长春。先后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读书并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唐史学会、中国民族史学会、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等理事，中国长城学会常务理事兼副秘书长等。主要从事隋唐五代史、中古民族关系史（含长城学）等领域的研究。

摘要：论文对唐朝疆域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框架性思索。在对相关史料进行分析和吸纳中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首先辨明了王朝国家与民族国家两种范式下疆域的性质并就唐朝疆域及观念置放于王朝范畴内做了必要的说明。其次则以其疆域的扩展与萎缩为核心展开论述，旨在证明唐朝疆域的本质不在于地域自身而是活跃其上的人群。唐朝疆域伸缩的关键就在于汉人与非汉人(胡人) 是隶属于一个王朝还是分属不同政治体而展开的博弈。

关键词：唐朝  疆域与疆域观念  领土伸缩  族群活动  综合分析

目下学界有关边疆问题的讨论基本出自现实社会中存在类似问题的争议而引发，着眼于当下的中国与周邻陆地、海洋疆域划分中出现争执而作的思考。但这类问题的产生却不是当下而是历史，本文关注的就是历史中的唐朝。按照思维的惯性我们也会提出同样的问题：唐朝的边疆状况如何？如果唐朝存在着边疆这类问题，它的性质与今日的边疆是否有所差别？如果予以肯定，那么，唐朝边疆的本质( 属性) 是什么？唐朝关注边疆是基于活动其上的人们群体还是疆土本身，抑或二者兼有？

观察方法

首先谈一谈本文所采用的观察方法。

这里将唐朝前期作为观察的对象。这种观察问题的好处是能够脱离众多层面的具体细节从而上升到一定的抽象程度，便于清晰地了解和把握。这就是马克斯•韦伯的观察方法。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只有通过这种清晰的理想型之建构来分析社会现实或社会行动，社会学家才有可能从经常是互相抵触的、混乱的经验材料中理出个头绪来，从而精确地显示事实的最关键性的层面。”其精妙之处就在于，它可以使我们更本质地看待研究的对象。就此而言，本文涉及的唐朝疆域及其观念并非注重具体个案，而是从整个王朝前期的角度考察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并做论证和判断。高度的抽象和形而上的观察方法可能就成为“不二法则”：整体性观察的好处就在于“纵览全局”。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其正面作用施展的同时可能导致我们忽略具体的细节和发生的变迁，尤其是抽象的观察有时落不到实处，找不到具体的对应；或者说这一立论从概念的角度讲得通，但在唐朝的任何时代和任何地点都找不到对应点。问题的关键是，这种抽象并非事实本身，而是事实之上的理论概括或逻辑总结。由此笔者将本文论述的方法总结为：非对史事的澄清或钻研，而是通过具体史事蕴示的观念、思想和行为进行的判定和概括。简言之，本文是价值型的判断，而非史实的澄清。

古今之别

显然，唐朝是存在疆域问题的。但它的疆域问题与我们今人理解的并非一致。这是因为古今之间边疆依托的国家政治体发生了性质迥异的变化：此前的中国政治体是以王朝国家的形式展现的，此后则进入到了民族——国家形态。后者的实质表现在：国家由固定的边界包裹并呈现领土疆域，在这个明确范围内国家政治体实施统治和治理，其疆界受国际法的承认和保护，疆土范围内的民众以公民身份行使权利。疆域、主权、公民这些要素构成了民族——国家的基本特质。与之对应的王朝国家，则是疆域内外二元性的展现，即内缘范围是王朝依凭的核心，相对稳定，外缘则处于变动的过程中；疆域内外的民众有主次之别，甚至采用法律分层的群体，但无论主从，均与统治阶层构成属民之关系；其疆域的变动不受国际社会法规条文的干涉，事实上也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国际社会”。这种传统与现代国家在疆域方面的显著差别，借用英国学者吉登斯的话说，就是后者“具有明确边界的行政实体”。 如此追溯，王朝国家疆域的本质属性就是“边界”的概念不明确，甚至模糊。正因为这样，王朝国家政治体对双方之间的地区，常常表现出漠视、占领、放弃等姿态。整体而言，“疆界”始终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也因此成为诸王朝相互交织的缓冲地。

我们之所以区别二者，就在于二者是历史发展变迁的实态反映，作为“实态”又呈现出相似或相近当中迥然有别甚至性质差异的张力。如果我们不做分析辩证，将二者澄清，就会出现华勒斯坦所说的常常不自知地将当下的规范和框架引入以前时代的现象，从而出现古今混淆、前后不清的混乱，如他所说“已经存在或正在确立的国家边疆目前所占有的空间范围也从时间上被回溯至过去”，导致本已差别明显的疆域问题的混乱不清。这种混淆从逻辑上讲其不合理性似乎人人皆知，但研究中出现的混乱仍使我们力图辩证：弄清界限——观察、思考问题路径的差异，应当引起我们的警觉。正如姚大力在一篇文章中所说，历史上那些在王朝变更过程中出现的为前朝殉难的“遗民”性情节与近代以后产生的民族主义二者之间既有连续性又不是一回事，从观念、价值的整体性考量，后者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开始影响波及于全球，一致构成了我们今天考察相关问题的一个逻辑起点。他的研究之意义，在我看来，正是将外在相似的问题做了古今的切割，并强调了今日横向之间相互影响的分量。疆域问题的古今混同与民族•民族主义的混淆，一直是学术界考察历史情境中被羼入后人观念而较少做自我反省的两个领域。那么本文的研究，除了整体静态式的观察方法外，古今之切割——脱离民族——国家之窠臼而回到古代的情境，并对此检讨和反思，更是本文的着力点。

【注】 本文经作者授权，文章刊登于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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